中国市场变成了世界市场的某种缩影，北京上海广州的富裕阶层们，生活在苹果、星巴克、香奈儿、HBO这些国际品牌营造的世界中，而剩余的广阔人群，则变成了山寨世界的追随者。

　　“啊！中国，什么都是中国造的。”从开罗到阿斯旺，每个街头的小贩、导游、餐馆服务生、观光马车的车夫都会这么说。除去中文的“你好”，他们都会说“清凉油”，如果可能，这是他们再喜欢不过的小礼物。他们也叫得出Jacky Chan（成龙）和Jet Li（李连杰）——好莱坞的影像与中国功夫，都是畅通无阻的国际语言。一些偶尔读报的还会加上一句“中国制造要征服全世界”。

　　中国的新形象随着运动服、球鞋、皮带、打火机、手机、汽车和游客来到了埃及的每一个城市。或许那些木乃伊与金字塔的模型纪念品，也来自于中国的不知名的小厂。你认得出中国那些山寨版的手机，它的扬声器特别有力，露天咖啡馆里的年轻人用它来听安立奎。伊格莱西亚斯的情歌——比起父亲胡里奥，他更亢奋，却不复深情。那些白色出租车的司机们，诧异地发现我不知道他开的这辆SPERANZA是中国产的，车是崭新的，座位上的塑料封套还没摘下来。噢，两天后我才想起它是中国的奇瑞汽车出品的。一年前，我路过安徽的芜湖时，发现满街奔跑着奇瑞汽车，它是安徽、也是中国制造业的骄傲——中国人也能造汽车了。芜湖的骄傲奔驰在开罗街头，但自我庆祝似乎仍为时过早。不论埃及人对美国与欧洲的折服，尼罗河两案的霓红灯广告牌是日本的夏普与韩国的三星，现代汽车早已行驶在大街小巷。比起日本与韩国静悄悄地到来，中国的影响喧嚣、有力，很可能被过分夸大。

　　你理解“中国制造”的广受欢迎。贫穷塑造人们的消费习惯——人们追求数量和价格，而对持久性与美感缺乏敏感。开罗的市中心的商店，像极了中国的三级城市的市中心，与其说它们是商店，不如说是批发市场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橱窗展式，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，会摆上几十个的塑胶模特，它们里三层、外三层、摩肩接踵地排列着，仿佛它们在不断地自我克隆，毫不在乎人口爆炸的恶果。惨白的灯光，冲到街头的音乐，海量而雷同的产品，价签上的折价信息。因为物质太匮乏了，他们希望每个角落都塞满了物质，似乎匮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，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。匮乏也塑造了对时间的态度。即使很少有人光顾，商店一直开到半夜。没精打采的店员和街上的路人，所有人都有大把时间挥霍。

　　我猜不出这些西装、皮鞋、还有五颜六色的胸衣，有多少来自中国。我知道它们散发出的诱惑力。过去十年的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们，都是善于发现金字塔底层的消费者的人，他们自豪地声称自己了解中国国情。中国县城里网吧里，那些经常目光迟滞的少年们都使用QQ，他们缔造了腾讯公司。网吧上窗外的破墙上刷满了“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脑白金”的广告，它或许有一些安神醒脑的成分，却创造了史玉柱的个人奇迹，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，争相把它当成春节礼物寄给家人；更不必说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形形色色的制造商了，他们生产圣诞树、毛绒玩具、微波炉、指甲刀，所有你能想象得出的东西。

　　如今你可以说，他们不仅了解“中国国情”，或许也理解“世界的情势”了。这是个贫富差距日趋显著的世界。信息技术、金融创新迅速加强了一些人的能力，也摧毁了更多人。工业时代造就的中产阶级社会日渐衰落，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到来了。或许福特与沃尔玛、高盛能代表这两个时代的差异。亨利。福特付给他的工人们五美元的日薪，以便让他们购买得起自己生产的T型车，他们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先驱。而沃尔玛则付给店员们少得可怜的工资，以至于他们仅仅能在沃尔玛购买东西，而高盛则让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也能分享到五十万美元的红利。

　　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，没能参与到福特年代。那是欧洲与美国的岁月，其他地区的人们最多是被动的消费者、廉价的劳动力、或是原料提供者。在更多的情况下，他们是各自的战争与混乱的牺牲品，甚至没有机会使用自己的力气，更不用说创造力。中国帮助缔造了沃尔玛的年代，它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福音，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眼花缭乱、价格低廉的产品，也带来了混乱和困惑，几亿劳动力加入了全球市场，他们不可避免地抢走了工作机会，或许也摧毁了既有的安定。新技术帮助资本摆脱了区域的限制，也随之摆脱了应负的责任。一个更高效、更灵活、或许也更残酷的时代到来了。

　　我知道自己对“中国制造”心怀偏见。时隔三十年之后，它似乎仍是廉价与低质的代名词。我们可以安慰说，世界也曾怀疑过“美国制造”、“日本制造”、“韩国制造”，但它们